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开始以富有著称。温州“含商量”极高,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经商,70万温州人把生意做到世界130多个国家,创造了远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温州商人成为继徽商、晋商之后的又一商业军团,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然而,温州资源匮乏,人均GDP在浙江倒数,堪称浙江最“穷”的城市。“七山二水一分田”迫使温州人不得不暂离故土,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成为逆袭的典范。温州人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商业鬼才”,成为经久不衰的灵魂拷问。温州夜景。在浙江说“穷”,到底有多穷?

北、西、南三面环山的温州,是名副其实的山区。温州到杭州的直线个小时的高铁。尽管如此,在瓯江大桥通车之前,温州人到杭州要折腾上将近一天。浙江南部连绵千里的群山,将温州包裹得严严实实,也阻挡了“鱼米之乡”南下的脚步。温州属于名副其实的山区。

上不通沪杭,下不靠粤港,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狭小,资源匮乏,又长期闭塞。温州用几乎整个东面拥抱着东海,但在近代以前的大多数时候,这都算不得优势。七山二水一分田,地理留给温州人的空间十分有限。

在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古代,温州人不得已与海争田,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而,时常侵袭的海潮,总是引起恼人的土地盐碱化,给温州人带来长久的生存威胁。从西晋开始,温州人便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海塘(东南沿海地区对“沿海堤坝”的称呼)修筑工作。沿海的土地很容易受到海潮侵袭而盐碱化。

由于地处偏远,温州无法得到朝廷的经费支持,只能依靠民间众筹。比如,宋代在温州城外修建南塘时,民间捐资就占了一大半。温州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修筑了浙江省数量最多的海塘。温州洞头元觉防浪堤。

明代,沿海的地形又让温州遭遇严重的倭患。在温州,抗倭不只是政府的事,民间亦参与其中,自发修筑城池、堡垒。保留在今天龙湾区的永昌堡,见证着温州的民间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温州对于国家的战略地位上升,却失去了经济建设的投资机会。大型国营企业一个没有,城市基础建设严重滞后。温州人对桥的感情很深,图为瓯北大桥。

就连“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已开凿出铁路;而作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直到1989年,既不通铁路,更没有机场。1998年,由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修建的金温铁路通车,才结束了“交通死角”的尴尬。金温铁路,结束了温州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温州,机场、大学都依靠众筹模式而建,大到整座城的繁华,小到每一个村落的水泥路,都凝聚着温州人自己的能量。自然环境和政策的双重限制下,温州人被迫养成并延续着依靠自己的精神气质,并在基因里注入“自信”的密码。

瓯江穿城而过,在城北东流入海。长期以来,沿水路出海经商,成为温州人被迫选择的生存出路。这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另类出路,正如温州人自己说的:温州只有“水”(在温州方言里音同“死”)路一条。瓯江穿城而过,在城北入海。

东晋名臣谢灵运担任永嘉(古温州)郡守时期,温州仅有3万余人。隋朝,温州首次突破万户大关。唐玄宗时,温州人口攀升至24万。南宋中期,随着宋王室南迁,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行列,直逼北宋的世界第一大都市汴京。而到清嘉庆年间,温州人口已逼近200万。

魏晋以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繁荣了江南地区的城市经济。然而,对于土地面积十分有限的温州来说,人口增长却肉眼可见地增加了土地供养的压力。宋高宗被金兵追到温州,曾在江心屿“小住”。

并不友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常常塑造出胆大悍勇的民风,商业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再加上人口压力,温州的商贸活动便迅速兴盛。

南宋时期,温州商人开始成团出道。然而,繁荣的商业图景之下,也有“贩私盐、卖私茶”的不和谐因素。南宋朝廷由此开辟温州港为外贸港,并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温州由此成为与泉州港并列的四大港之一。温州洞头半屏山拨浪鼓渔排。

那时,来自龙泉、丽水、金华等地的青瓷、茶叶、木材,顺瓯江而下,在温州的安澜亭码头,与温州出产的纸张、瓯窑瓷器、漆器等商品集结。或北上,被送往高丽、日本;或南下,被运至南亚、中东乃至欧洲。南宋从温州港出口的瓯窑、漆器和茶叶。

频繁的海上贸易,催生了温州发达的造船业。彼时,温州每年造船600只,居全国首位。

然而,宋元时期的温州如昙花一现,在明清海禁之后,便迅速衰落。近代的温州,亦不十分突出,更兼南有泉州、潮汕,北有宁波、上海,“温商”真正出圈,还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

8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凭借政策优势,从出洋经商转为引进外资、就地经商,而温州人依然坚韧地开拓着海外市场。想象一下南宋温州港千帆竞发的场面。

民国时期,江浙一带曾流传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学全国第一。

不要因为温州人擅长经商,就以为温州人只爱搞钱。商人的精明,掩盖不住温州人的儒雅。事实上,从宋代到建国之前,温州人在文教方面的成就,比他们的搞钱能力更加突出。爱劳动,更爱学习,温州人的拼搏与坚韧,同样体现在对知识的渴求上。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的温州,自然天高皇帝远。然而,每当北方战乱之时,温州便成为北方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山明水秀的温州,孕育出独特的瓯越文化,

两宋之际,在金兵追击下,宋高宗带领宋王室定都临安(今杭州)。边陲之地的温州,一下子变成京畿之地。逃亡中的宋高宗,一度在温州停留,与温州结下了“相识于微时”般的情感。

如今各个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早在古代就开始。南宋时的温州,便意外地尝到大批士人入驻带来的繁荣气象,迎来人文发展的巅峰。南宋一朝,温州籍进士从之前的两位数,猛增至1000多人,以绝对优势居浙江第一。同时,与道学、心学并称“南宋三大学派”的永嘉学派,也在此时形成。受永嘉学派影响,近代温州教育办得有声有色。

文化的兴衰,总是伴随经济的起落。元朝迁都北京,温州再次回到边陲的常态,经济迅速衰落,进士数量跌至9人。明清闭关锁国,进一步削弱了温州的经济地位,温州再次陷入低谷。

改革开放之后,穷怕了的温州人,急于走出一无所有的境地。在外人看来,温州人凭借一腔孤勇,天不怕地不怕,创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然而,温州人自己知道,读书致仕,才是温州人的真正传统和追求。雁荡山显胜门入口处的南阁牌楼,

永嘉学派强调经世致用,一直影响到近代。甲午战争中清朝惨败,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热情。温州近代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在瑞安创办的学计馆,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专门学校。作为我国的数学之乡,温州人100年前就领会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温州近代的教育名人。

民国时期,北大的温州籍教员远超其他地区。今年,浙江的两名高考状元均出自温州。温州人不止把眼镜店开到了全国,温州的医学研究水平,也在温州籍医生张文宏走红之后受到关注。

今天的温州城仍然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五马坊、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迹。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与东晋郡守谢灵运有关。温州人用自己的城市记忆,身体力行地表现着他们对文化的崇敬与追求。五马历史街区,记录着温州的人文历史。

奥康、红蜻蜓皮鞋的掌门人是亲戚,正泰、德力西的老板是同班同学,均瑶是三兄弟联合创办的企业,重庆三家巨无霸企业的领头人则是温州瑞安同乡。兄弟、同学、同乡……都是温州人在外地做生意时的组团规则。温州商会遍布全国80%以上的地级市,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商会,也是温州人最信赖的求助对象。疫情期间,温州生产的体温计。

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预言了温州模式的成功。将小商品做成大市场的,不是温州一个个的商人,而是成团的“温商”。

在意大利普拉托,6万多温州人联手注册7000多家公司,几乎掌握了普拉托的纺织业和零售业。北京大红门拆迁之前,聚集着20万的温州小商贩,让大红门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温州村”。人口不足百万的永嘉,则掌握着无数小城镇里小超市的命脉。

曾经,每400多个温州人里就有1个千万富豪。其余的温州人,则默默无闻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财富小目标。

在外抱团,反映的是温州人对故乡的热爱。虽然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但温州人和犹太人有本质不同——犹太人曾经无家可归,而温州人却有永远的家乡。

说一口温州话,就可以闯天下。温州对家乡的爱,被各地不同且不通的温州方言分割成对于各自小地方的爱。有理由怀疑,温州人的抱团也是迫于温州方言十级难懂的杀伤力。温州人说的话,连温州人都不一定听得懂。

温州人对家乡的爱,反映在温州人对温州传统美食的热爱。在温州本土,保留着独特的温州味道。用鮸鱼制作的鱼圆,没有规则的形状;冰冰凉凉的江蟹生,最适合搭配一碗热乎的白米饭。在外地很难吃到的矮人松糕、炒粉干、永嘉麦饼……是温州人最挂念的家乡味道。鸭舌、乡巴佬作为零食,则随温州人走遍世界。

温州优越的山水环境,滋养出温州优越的人文底色;背山靠海、资源匮乏的劣势,又逼迫出温州人一身的勇气和智慧。进可儒雅,退可江湖。温州最大的财富,永远是走到哪里都打不散的温州人。

“搞钱第一名”的温州人搞学问也这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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