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币(用现代机器冲压制造的各种金属货币)于1949年退出流通领域仅仅30年后,从1980年前后开始,它再次引起了全国人民关注。这次的关注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收藏品。这时的机制币已经不再是父辈买油盐酱醋的现金,也不再是装在口袋里哐啷直响的零钱,而是一种财富的体现,一种文化的载体。

1991年6月美国加州的长滩,著名东方货币收藏家顾德曼收藏的中国及东方钱币拍卖正在进行,一枚标示为“仅见”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库平银一两”、 “癸卯”纪年背大坐龙银币,引起了与会收藏家、国际币商及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这枚编号为1561的中国晚清银币最终以18万7千美元的惊人价格成交,当时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这个价格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国内最高银币成交价格的十几倍以上!该币为台湾藏家获得。从此之后,百万级的价格保持了十几年!直到2000年之后,在中国国内的拍卖公司主导与推动之下,这个价格才再次被刷新,并最终于2007年春季创下616万元的天价!两年以来,这个价格保持着第一名,估计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小小铜元也在2007年春季创下了60万的最高记录!有上千年收藏历史的古代钱币,也在2007年春拍中创下了134万的最高记录。但这个最高记录,离机制币的第一个百万记录已经过去了16年,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百万记录。综观机制币,百万记录自1991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已经不下十几起。那么,机制币有何魅力?有何特殊的背景,能够在收藏世界里屡次突破千年古钱的记录成为中国收藏界的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从而掀起一波机制币文化热与机制币投资热的浪潮至今不息?下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

中国货币文化长达二千多年,从古老的贝币开始,经过周、秦、汉、唐的不断改进,不断发展,到宋代达到一个颠峰,直到清朝晚期西方工业技术传入,二千多年绵延不绝。从先秦开始,以翻砂浇铸法铸造钱币,一直到晚清,翻砂法始终是唯一的批量铸造钱币的方法。铸钱工艺成为一门独特的中国传统工艺。

晚清国门渐开,各种新式生产工艺、思想观念不断涌入中国。铸钱方法也是其中之一。翻砂浇铸法铸钱作为“祖宗成法”之一,一直在艰难地挣扎。面对采用机器冲压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一边是继续采用翻砂法铸造的资源浪费与低效,以及巨大的亏折,朝廷内外对铸币改革与否、如何改革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最早提出中国应自行设计铸造机器银币的是道光年间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就给事中孙兰枝所奏江浙地区银价过高、制钱价值贬抑严重、民间交易阻滞不堪等事复奏朝廷,重点提出改革币制以全面解决的主张。孙兰枝在原奏中,从地丁、漕银、盐课、关税及民间买卖等方面论证了由于银昂钱贱所造成的商业困难,生活不便,向朝廷提出严禁私铸、允许已流通的小钱继续行用,同时给外国银币确定兑换市价等。林则徐在奏折中也对银昂钱贱造成的商民交困事实十分忧虑,但在补救措施上反对一下子禁止或限制外国银币,认为这样反倒引起更多恐慌和新问题。他大胆建议朝廷建立本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勇敢地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以增加外国银币的内流,同时逐步限制一切洋钱流通,最终达到全面禁止的目的。具体措施如下:以中国纹银为准,要求市面流通洋钱的浮价对应计算;设立机构,独立自主开铸银币,“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同时,严禁走私、严查烟贩,把纹银外流最大的缺口堵上,对在交易中或政策执行上造成白银外流者严处等。

遗憾的是,林则徐的奏请可能过于“前卫”,未能引起清廷的真正重视,当年四月初六的上谕,有这样的话“至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清宣宗实录》,第235卷,第3-4页)。在林则徐之后,要求政府制造银币的声音越来越多,魏源、周腾虎、郑观应等等,纷纷上书或著书立说,推行自铸银币的主张和诸多好处。但由于各种政治的、技术的限制,以皇帝为首的满清贵族大臣当权派们,基本否定了自铸银钱的主张。但鉴于洋钱泛滥的情况,还是部分地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并由刑部议定出纹银出洋治罪专条。可惜当时朝廷根本不会考虑“自铸”这样超前的提议,因为当时制钱制度还基本可以维持运转,全国大部分地方的铸钱局也还在运转。而且道光皇帝刚去世不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政府的精力更多地用在对付内乱上了,货币的变革已经属于很小的“细政”,不会再被重视。

由此直到整个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货币的先进改革未再进入朝野的视野。咸丰末年、同治年间,北方通货膨胀严重,全国大部分铸钱局赖以生产的“滇铜”因战争破坏而供应不足甚至长期无供应,这时硬币市场形势才严峻起来。加以外国银币的无节制内流,掠夺利权,造成纹银持续外流,国库空虚、市面钱币不足、制钱严重贬值、全国通货膨胀加剧等等问题,尤其是制钱的匮乏这一极端危机,使全国民众的经济活动严重阻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危及国家税收与社会稳定,货币危机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清朝野面对的最大危机。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再次提出采纳西方工艺,铸造自己的机器钱币,以彻底的变革来挽救经济危局。

事实清楚地摆在那里:继续祖宗成法是行不通了!于是请政府同意部分机器局、兵工厂等购买铸币机器开铸机制制钱和银币。机制制钱与银币于1887年先后出现。1887年张之洞主持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造币厂-广东钱局,1889年建成,开始生产制钱、银币。机制币由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传统铸钱法宣告退出历史的舞台。

最初的机制制钱获利微薄,甚至亏折,造币厂要靠银币的利润才能勉强维持制钱的生产。这个时候离另一种机制币—铜元的诞生还差11年。

机制币的快速流通与受到人们欢迎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个别不大深入人民之中的外国专家难以相信这个事实,著名货币学者、长期在中国海关担任要职的耿爱德,在他的经典巨著《中国货币论》中说(广东铸银币)“实际,此币行世后,不甚受人民欢迎”。这个说法是错误地估计了中国民众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了,当时一批留心经济的专家、名流编写的《实务通考》“广铸银钱考”中说“近岁广东大宪…设局省垣,自行铸造…初惟粤省及福建、天津等处通行,近则四开八开盛行于沪上”。

机制银币一出现就获得了人民的欢迎,迅速流通全国各地,湖北、江苏、安徽等地随后逐步建立自己的造币厂铸造银币。于是在市场中,旧式银锭、外国银币、中国银币、旧式制钱、机制制钱等混合流通起来。除了旧银锭需要称量并存在各地平砝不一的问题之外, 新式钱币在全国各地均通行无阻。1900年,庚子事变后,大部分原先铸造机制制钱的工厂都因亏本而停铸,旧制钱更是严重匮乏,于是小额辅币市场中的制钱难觅踪迹,百姓交易严重受阻。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旧制钱制度的衰落已不可避免。于是“铜元”这种最深刻改变晚清货币状态的产品问世了。当广东造币厂于1900年夏天生产出圆形无孔、精美划一的十文铜元的时候,也许人们仅仅着眼于一种新式铸币手段的诞生,而不会想到,这其实意味着一种数千年没有改变过的变革已经发生了。延续了二千年的翻砂铸钱技术从此消失,代代相传的一门手工工艺从此消失。或许历史家会说,这是先进的生产方式战胜了落后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最切身体会的,首先是生活的便利,交易的便利。外国商人从此也可以更坦然、更自由地面对中国的零售交易市场了,也更便利了他们的对华贸易。铜元的产生,使现代机器工业的产品,普及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虽然当时还没有人能意识到这种无远弗届的普及对老百姓及对将来意味着什么。

外国政府及商人,对中国钱币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极为关注,而且大力促成、加速这种变化,他们中商人以推销铸币机械、材料为手段,政府以推广现代铸币思想及货币政策为手段,使中国自下而上地普遍采用了新式铸币机械。就铜元领域而言,自1900年以后,短短数年,全国已经有二十多家造币厂开机生产,“铜元”及小额银辅币(特别是二角银币)被作为普通商品而不是“货币”被无限制生产出来,流向全国,而新的货币思想也往往成为达官贵族谈吐之间的新鲜内容,机制币的种种好处,被官员、商人、文人们津津乐道。大清帝国固守的“祖宗成法”由此被打开了一道深刻的、不可逆转的裂口!

古人铸造钱币的方法,首先是熔炼铜块,然后把铜溶液倒入设置好的钱范或沙盘中,得到圆形方孔的成品。然后再取出钱来,逐个穿入一根方形木条中,再放到打磨机上,转动木条或锉机,把铜钱边道上的毛刺、突起等位置锉磨干净。

这样的生产工艺是纯粹人力进行的,效率十分低下,因此在晚清时期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机器生产的过程,与翻砂完全不同。首先是铜坯的制作,一块熔炼好的板材,要经过碾片机器碾压成设计好的长条薄板,再用冲饼机器按设计好的尺寸冲压出一个个的圆形坯饼,然后把这些坯饼放入光边机器里打磨边道,使周边微微突起以保护币身并利于堆叠。最后还要把这些坯饼加以高温烘洗,以去除表面杂质和瑕疵。到这一步之后,才是正式的放入印花机中压印花纹图案,完成从“坯饼”到“硬币”的蜕变。机器生产的所有硬币,其程序大致如此。

在古今两种铸钱法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同的程序,至少在模具制作上,二者有若干相似之处。以清代制钱来说,首先是雕刻母钱,直接用铜块雕刻,这是一门绝活。雕刻好之后送呈皇帝及有关部门审核。呈样通过后,再按照雕刻的母钱(又称祖钱、雕母)制作铸造用的母钱,再拿母钱直接在沙盘或范上压印图案。由于产量巨大,宋代、清代的母钱也经常可以见到。清代母钱、样钱的制作是纯手工,晚清机器铸造机制币时则是半手工半机器。机制币一般情况下,首先由设计者用纸笔设计图样,上报有关部门,基本通过,再根据图样手工雕刻钢模,然后用雕刻好的钢模试铸一小批(一般10个以内)样币送给皇帝及有关部门。这批样币可以是金、银、铜中的任何一种或三种具备。呈样币得到批准之后,就按照样币钢模翻制生产子模用的母模,这个工序是机器完成的。这时的母模,文字、图案是正向的阳文,不能用于生产。再用这个母模,翻制直接用于生产的子模。这时的子模,文字、图案是反向的阴文,而且子模是成批的,以便一个损坏时接着用另一个。机制币是正反两个模具,分别安装在印花机的上下位置,以模圈固定,压印时一次成形。

可以看出,机制币的革命性在于生产的速度与产品的质量。前者已经不是任何人力所能比拟,以前一个铸钱局100人1年的工作成果,现在也许10个人1周就可以完成。而质量上的整齐划一、精致美观更是一种奇迹:钱币表面可以光滑如镜,10 000个钱币可以只有同一个规格,无论轻重、厚薄、大小、字体花纹完全一致!这一切都是手工时代不可想象的,连历史上铸钱最精致的北宋崇宁通宝也不能做到!铸钱局最有经验的老师傅也要拜倒在机器脚下。

机制币的第一个阶段是机制制钱,面背款式基本仿照旧式制钱,没有图案,一面是币名“光绪通宝”等,一面是面值或满汉文。这个阶段是技术的革命:从效率低下的手工翻砂到效率非凡的机器冲压。到了广东开始铸造银币时,有了根本的彻底的改变,这一次是观念与形式的革命:从千年不变的简单通宝式无面值计数方孔钱或称量货币,到最新式、与世界接轨的无孔图案式有面值计枚铸币!从此,人们用钱变得简便易行,货币流通的速度,从而商品交易的速度都大大地提高了!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些坐在新式机器前边操作生产的工人,以及那些翘着二郎腿的管事们,依然是长袍马褂,长辫子拖在脑后。为此,很多外国工程师曾经向中国清政府及地方政府提出过抗议,要求造币厂的工人一律剪掉辫子,因为长辫子会卷入冲压机器之中,造成意外事故!可想而知,洋人们的抗议是完全无效的。他们不知道,对大清国的子民而言,辫子就是人格,就是祖宗!甚至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德教条那么简单。

幸好,在目前所见的各种近代铸币文献材料中,还没有见到有工人因辫子发生事故的记载,看来洋人们也低估了中国工人们对自己辫子的爱护程度。

历史上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当时及未来产生长久的影响,即使在这种文化赖以支撑的基本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变更或消失,其思想观念的影响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后来的继承者那里,尤其是一些优秀的元素,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细节不会彻底消失,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元素甚至会得到强化。那么,主要基于西方铸币技术的中国机制币从中国传统铸钱方法那里继承了哪些元素呢?与外国机制币相比有哪些文化的异同?从文化话语的角度看它扬弃了什么?哪些元素得到过强化?

中国机制币产生的短短六七十年,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普及到全中国城市乡村,宫廷野地,除了铸造技术的便利与直接的经济原因之外,还因为它继承了中国传统铸钱中的若干优秀因素并加以发扬。

这些因素比如大家最熟悉的汉字、花饰等雕刻装饰艺术是最先为人们接触的。汉字是人民群众数千年最为熟悉的货币符号之一,历代的“宝货”“通宝”“重宝”“元宝”等等,使“宝”字成为人人珍视的汉字符号。新式铸币普遍采用了“光绪元宝”这一名称,既标明了帝号,又赋予了新币以法定的地位。名誉上继承前代铸币传统,实质上改变了币的形状、价值、材质等本质体系,其购买力与公信力也体现在了币面之上,比如标称值库平银子多少钱多少分多少厘。这个数字,使一枚币的价值确定下来,其相应的购买力也大致体现出来,虽然购买力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但不会离币面价值太远。以前需要称量才能得知、称量过程中往往受到亏折或不确定因素影响的麻烦一概避免了。中国人迷信一切固定的形式,这个根深蒂固的意识千百年不变。一篇再好的科研论文,如果不能被公开的有正式刊号的报刊发表,也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一篇再糟糕的拼凑的平庸拙劣的论文哪怕花钱登载在第三流的杂志上,也会被引用,被拿去当科研成果申请奖金和评取职称。所以,近代中国机制银币直接标明币值的做法既符合机制币规则又符合百姓习惯,流通广泛自然不在话下。虽然后来的铜元标明的币值经常出现贬值,直到民国时期大型“200”文铜元的出现,其购买力早已下降到10文左右,但老百姓还是倾向于信任和使用机制铜元而不是别的替代物。当然,在使用标明了币名、币值的机制银币的同时,作为二千多年延续下来的银锭,也依然在流通,不过流通范围和影响力逐步下降。民国政府1933年“废两改元”政策实施后,大部分地方基本停止了银锭的流通。

除此之外,还有个心理的原因恐怕不可忽略,那就是设计上的龙图案之美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龙是中国最古老的图腾之一,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图案之一,更是中国封建皇权的象征。当时广东铸币的设计者,正是从这一个角度,牢牢地抓住了民众的心理,也抓住了统治者的心理,把“龙”作为铸币的主图案加以强化,而且设计得十分精彩美观。十几年之后的铜元,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龙”作为构图主图案。虽然后来各省的铸币上,龙图有了大量千奇百怪的变化,但始终,没有第二种图案能取代之,因为他首先体现的是皇权威严,其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

晚清铸币上的龙图案既代表大清皇权,又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信仰,对主要使用帝王头像为铸币图案的欧美机制币而言,则还有主权宣示的意义在内。 大清的“国旗”就是龙旗。与中国前后不久开始铸造新式币的日本、朝鲜两国,也采纳了龙图,但总体来看,日本、朝鲜的银币龙图形体僵化,设计繁复呆板,不如中国设计的灵活多变、威严雄壮。日、朝铜币上的龙图更难看,瘦弱琐碎,如同死蛇,缺乏“龙”的精神与尊严。中国机制币上的龙有飞龙、坐龙、火龙、水龙等等区别,大多形体弯曲,刻画细腻而不琐碎,表现威严而不凶恶,形成了独特的龙洋文化!铜元上的变化比起银币上的更丰富多彩,因为铜元属小额硬币,更少一些来自上级的教条管理,在设计图案上更自由灵活,我们看湖南省造的几种形态迥异的大清龙就可以直观地发现这一点。

近代工业兴起的时代,也是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普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人权的大旗被高举。反映在铸币上,君主立宪的国家通常以皇帝头像为背图,比如英国及英属殖民地铸币,西班牙及西属殖民地,奥匈帝国等,民主共和国家则以动物、自由女神或类似非君主人像为主,比如美国、法国、墨西哥等。中国晚清唯一铸有人像的银币则是四川造的“卢比”,目的是为了取代流通于西藏、西康地区的外国卢比,为了迎合当地人民的习惯,仿照外国卢比铸造有光绪皇帝头像的银币。这些由成都造币厂设计制作的银币雕刻得并不精细,有些版式甚至把皇帝的图象制作得十分滑稽。这唯一的皇帝像银币与外国成熟的雕刻技术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直到民国成立,新的民国政府决定发行新式人像的国币-开国纪念币,这才认真挑选技师,雕刻了堪与洋人作品比肩的精美袁世凯像、孙中山像、黎元洪像等人像模具。最早的雕刻师也是外国人,最著名的是意大利的硬币雕刻技师家族的传人之一鲁尔智-乔治(L-Giorgi),乔治在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国两个时期,为天津造币总厂雕刻过多种样币,有金、银、铜多种材质。其中有他签名的样币,都已成为机制币收藏的珍品。在为造币厂亲自雕刻的过程中,他也培训了多位中国技师,目前知道的最早传授西方钱币雕刻技术的外国专家就是他。

在机制币正背面的主图案之外,还有很多装饰性的花朵、图案、线条等等。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机制币,新的民国政府高扬“”的大旗,表现在铸币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三月二日颁布的《临时大总统令》中,对新造货币式样做了规定:“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其余通用新币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此后中央及地方各造币厂,基本遵循了这一核心概念,可以说是民本的概念。除了嘉禾图案之外,就是党旗、军旗与国旗的图案,有混合使用的,有用其中一两种的,显示了与清代铸币完全不同的外在形态,体现了新的“中华民国”的治国理念,无论主题还是细节,机制币都走到了一个更加接近人民、贴近生活的时代!

中国机制币的装饰细节,极富特色。清代一般采用梅花形、菊花形、星形图案,但也有极为特殊的情形,比如吉林银币采用了一盆万年青图置于整个币面正中,或者选用阴阳太极图,既有强烈民族特色,又具备传统风格,其审美意蕴十分深厚。民国时期的装饰图案则变化较多,除了传统的梅花、菊花、星形图案之外,稻穗、麦穗、共和旗帜、竹子、建筑物、风景名胜等等,都成为了设计者采用的素材,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机制币币面承载的文化信息、生活信息更广泛更贴近老百姓。

机制币是相对于翻砂浇铸币而言的一个技术概念,是现代币相对于古代币而言。但中国机制币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专指产生于1884年,终止于1949年的中国硬币。包括主币、辅币。机制币的材质以银、铜为主,也有少量的金,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镍、铝币及半金属半土石性质的陶币(又叫铝镁币)。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们所用的硬币也都是机器冲压制造的币,但已经不是货币史意义上的机制币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废止了旧中国的一切钱币。西藏地区旧硬币铸造到1953年,流通到1956年。存在于民间的大量机制币,金银币由银行负责回收,铜、镍、铝、陶币则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逐步自行退出市场。金银币的收兑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停止。但由于中国人贮存白银的惯,或者说一点点怀旧情绪的影响,还是有很多银币没有被上缴、兑换,依然沉淀在民间。不过经过的浩劫,民间残存的老银币也不多了。铜元则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兑换,因为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多数在解放后以废旧金属的身份被金属回收公司回收销毁了。这种行为,至今还在进行着。

机制币的终结,是货币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主币以法币(银行券,即纸币)为主之后,“现金” 金银币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现金”必然退出流通,单纯成为储藏货币。因此,“纸币”时代,唯一可以流通的“现金”便只有辅币。而辅币的铸造和发行,是受纸币制约的,当纸币贬值时,通货膨胀,辅币购买力随之下降,直到旧的货币单位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于是产生新的货币单位,旧的货币制度就面临调整或改革。这个过程,在四川铜元的发展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03年,四川开始铸造机制币。银元、铜元产量都很大,流通社会广受欢迎,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国初期,军阀混战,货币开始贬值。作为维护主币权威的政府权威一落千丈,流通于全川的银币大量减少,或被囤积,纸币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维持,铜元遂突出成为民众的日常通用货币,于是物价飞涨,全国无出其右。贪婪的军阀们开始铸造发行更大面值的铜元。四川铜元清代只有一、二、五、十、二十文5种,民国初开始铸造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直到这个时候,最大面值200文,也还有相当的购买力,一个二百文,重量也还有24、5克。到了民国中期,1926年前后,四川市面已经见不到二十文以下面值的小额铜元!也就是说,一盒火柴,或一块豆腐,可能需要50文才能买到!而铸造五十文及以下面值铜元,对造币厂和主持造币的军阀而言,是利润不大的。因此,从1926年开始,成都、重庆乃至地方小军阀的造币厂疯狂生产新式小200文铜元投入市场!这种小200文,最重的不过20克,而且极为罕见,普遍重量只有15克以下!以前的大型二百文,被老百姓切割成两半或四瓣,充当100文或50文流通!这种切割辅币流通的现象,在机制币时代,为中国独有!为四川独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辅币的发行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站。1930年,四川省政府率先在北洋政府的天津总厂之外,铸造发行了以“分”为面值单位的新辅币!一分相当于旧辅币十文,但是以“分”为名,目的是为了与银币挂钩,依托银币的高市价来稳定或拉下铜元的高膨胀,但事实证明,在银币缺乏、纸币失去信用的时候,银币本身也失去了主导地位,或者说独木难支。以往的经验,在银币、铜元稳定的时期,纸币的信用是坚挺的,比如湖北官钱局的纸币、铜元票,就是湖北机制币在全国地位稳固、信用卓著的一个保障,因为湖北(包括整个湖广总督辖区)政府是稳定而强有力的。反观1926-1930年的四川,一无稳定的政府,二无强大的经济实体,三无有历史信用的货币种类。那么,在军阀混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货币体系必然崩溃。四川之外,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在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或轻或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湘灾纪略》当年记载: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时期,长沙的市民因铜元价格暴涨、纸币信用崩溃而饱受摧残,“千钱之券,莫饱一餐。物价愈涨而愈高,生计越演而愈促。妇孺聚泣,闾巷咨嗟,祈死不能,求生无路”,“纸银四两,难购一斤(盐)。”很多小民无力购买每天上涨的大米,饥饿终日难以出门,极端者拿着购买大米的空袋子投河自尽,实因不忍空手回见饥妇饿子!

正是所有这些混乱悲惨的事实,使得国民政府在1930年后下决心全面改革币制。经过几年酝酿,最终有了1933年“废两改元”政策的实施。

机制币的终结,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晚清的币制一直是银铜复本位,市面流通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金属硬币。民国废两改元,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银币成为主币。其后改行金本位,发行金圆券、银圆券,均未长久。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废除本位制度,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现金”(金银币)被禁止流通。实际上民间依然有一定数量的实物银币流通。1949年解放后,新中国依靠强大的人民政权,实行严格的、统一的、国家绝对控制的法币政策,发行人民币,这才使代表旧社会、旧经济制度的机制币体系彻底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币制没有经过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现金”硬币是不需要流通的,人民币价值有完全的保证。因此,机制币最终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尘封数十年的钱币收藏活动也逐步复苏。伴随了父辈、祖辈大半生的机制币,金币、银币、铜元、镍币、铝币等等,成为了中国钱币收藏大军的一支生力军。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的大型钱币拍卖公司成立以来,机制币在价格战线上独领风骚至今,近十年的拍卖记录,最高价格的前十名,基本是机制币把持。二千多年历史的古代钱币,只有2007年的一枚“天眷通宝”突破百万。而只有六七十年历史的机制币,早在1991年就已经在国际上突破了百万人民币的价位。就连小小的铜元这种旧制钱的取代物,其收藏价值也已经突破了单枚60万元的价格!很多品种还是有价无市。近五年来,上百万的机制币更是屡见不鲜,充分显示了机制币在收藏领域、在文化领域中的经典意义与认知价值,其收藏、研究价值还在开发之中。

近年在机制币收藏与研究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专著、图录,正是这种热潮的一个具体表现。相信随着国家经济的整体稳定发展,随着收藏者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会有更多的机制币文化研究成果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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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顾:近代中国机制币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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